1966年炒股配资询问，随着“十年特殊时期”的开启，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1966年5月25日，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聂元梓，在学校食堂张贴了一张批判学校领导的大字报。这张大字报迅速引起了广泛关注，并且被《人民日报》以《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》为标题进行了转载。由此，聂元梓迅速成为了北京红卫兵的领袖之一，紧接着在北大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武斗，社会秩序迅速陷入混乱。
与聂元梓一同成为红卫兵头目的，还有其他四位重要人物，他们分别是北师大的谭厚兰、清华大学的蒯大富、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。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正是北师大谭厚兰的故事，这位人物在十年特殊时期犯下了无法抹去的罪行。那么，谭厚兰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？
谭厚兰出生于湖南一个贫苦的家庭，早年生活艰辛。年轻时，他曾在家乡接受教育，后来从事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工作。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，谭厚兰作为调干生进入了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，成为该校的一名学生，并继续深造。正是在北师大的这段学习时光中，谭厚兰经历了1966年那场席卷全国的“十年特殊时期”。
展开剩余72%聂元梓在北大张贴的第一张大字报一经发布，谭厚兰便率先站出来响应。随后，他在北师大校园内张贴大字报，公开批判学校领导。在此期间，北京教育系统派遣的工作组进入各大高校，然而谭厚兰很快就因激烈的言辞而遭到批评。但随着工作组的被迫撤离，谭厚兰在学生群体中的声望逐渐攀升，成为了他们心中的英雄人物。到了1966年8月，谭厚兰在北师大组织了名为“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”的团体，并亲自担任团长，正式成为红卫兵的五大头目之一。
在成为红卫兵头目后，谭厚兰的所作所为可谓令人发指。最臭名昭著的罪行之一便是他对“三孔”遗迹的肆意破坏。1966年11月9日，谭厚兰带领200多名红卫兵，以“打倒孔家店”的名义，南下至曲阜。当他们到达曲阜后，立即受到了当地造反派的热烈欢迎，这些造反派主要来自曲阜师范学院、山东水力学校、曲阜师范学校及曲阜一中。双方联合成立了“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”，并召开了“彻底捣毁孔家店誓师大会”。
在誓师大会上，部分红卫兵将孔庙大成殿中的孔子塑像移到一辆解放大卡车上，放在车厢正前方，并且给塑像戴上了高帽子，帽子上写着：“头号大坏蛋孔老二”。接着，谭厚兰带领红卫兵将孔子的塑像游街，旁边还跟随了部分山东省委和曲阜当地的干部，这些干部身上挂着牌子，被错误地污蔑为孔子的“孝子贤孙”。游行结束后，谭厚兰还提出了一个极端的主意——挖坟掘墓。他指挥红卫兵挖掘孔林中的墓葬，首先针对的是孔子以及他祖孙三代的墓。
在实际操作过程中，谭厚兰带头砸毁了孔子的墓碑。虽然前三代墓葬由于年代久远，并未挖出任何宝贵的物品，但在挖掘后三代墓时，特别是孔令贻的墓，确实发现了大量金银财宝。正是这些宝藏，让孔林遭受了极大的破坏，数千座墓葬被盗掘，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。此时，谭厚兰的恶行已经无法挽回，历史的伤痕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显现。
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谭厚兰的恶行逐渐被揭露。1968年7月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，严厉批评了谭厚兰的行为，并对其进行了严肃的处分。很快，谭厚兰被分配到北京军区4627部队的农场劳动，开始了长时间的劳动改造。1970年，谭厚兰被隔离审查，逐步失去了人身自由，直到1978年，他因反革命罪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。在关押期间，谭厚兰主动交代了自己的罪行，这也使得他免去了起诉的命运。最终，谭厚兰在1982年于湖南老家病逝，享年仅45岁。
谭厚兰的结局或许可以视为一种历史的终结，但他所留下的罪行与遗憾炒股配资询问，仍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沉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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